始建于西汉景帝后元三年(公元前141年)的通济堰，据史籍记载，是仅晚于都江堰115年的古老水利工程，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灌溉、供水、防洪等综合效益，让新彭眉平坝52万亩农田得以滋养，润泽百万生灵。在工程建设和维护上，通济堰秉承了都江堰的治水理念，在处理进水口砂石淤积问题上，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2022年10月，通济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，成为继东风堰、都江堰之后长江上游第三处获此殊荣的水利瑰宝。这座跨越两千多年、惠及百万生灵的伟大工程，蕴藏着怎样的“长寿密码”？
山堰相依。新津地志办供图
从“六门堰”到“通济堰” 千年治水智慧的结晶
修觉山下，五河汇聚之处，一条千年古堰横亘于此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西汉景帝年间，蜀郡守文翁仿效李冰之法，在武阳县引岷江水筑“大堰”，《水经注·江水》称“此县籍江为大堰，开六水门，用灌郡下”，时称六门堰。
唐开元二十八年，益州长史章仇兼琼主持疏通河渠、加固堤坝，灌溉面积达“千六百顷”，从此这座“大堰”被称为“通济堰”，寓意“通达四方、兼济天下”。南宋时，眉州知州句龙庭“更从江中创造，横截大江二百八十丈”，使无坝引水逐步发展为有坝引水，诗人陆游赞曰：“其山川灵秀，物产丰富，甲于西蜀。”
通济堰秉持“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将渠首山势改凸为椭，与都江堰鱼嘴保持同样的黄金分割弧度，实现低坝引水、分水分沙，彰显了因地制宜、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。
古代“河长制” 职责分明的管理体系
蜀地先民坚持“冬闭春开、平梁分水”等治水原则，逐渐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管理运行规则，堪称古代“河长制”的典范。
在规章制定方面，乾隆二十年，彭山知县张凤翥制订《详议通济堰善后事宜》七条，成为首部规章；道光元年，眉州知州吴友篪制订《通济堰章程》；道光中期，新津知县宋灏又制订《章程》十二条，形成了层级分明的制度体系。
在组织架构上，光绪二十一年官方始设堰工局，设置堰总、堰催负责监管协调，每堰设堰长1人、干渠堰长共10人，一年一换；设置堰勇、堰差负责督查、催收等事务，确保岁修和日常维护责任到人。实行巡河制，新彭眉三地派人每日乘船沿途巡查并打捞河道漂浮物。
独特的“堰齐四划”和“滩见石鱼”成为规范管护的水则标准和淘淤标准。“堰齐四划”指渠首岸边石刻有水位刻度，第4划代表最大进水位；“滩见石鱼”指淘淤时河底石刻鱼必须露出，确保足够的过水能力。每年9至10月兴工岁修，来年3至4月完工，三地衙门联合向成都府和水利道禀报备查。
道光二年(1822)，四川布政使、成绵龙茂道饬遵通济堰兴工日期一案的札。新津区档案馆馆藏供图
新时代河长制 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智慧
进入新时代，通济堰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成都市各级党委、政府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，深化成都都市圈水利合作，成眉两地协同推进都江堰(通济堰)流域联动治理。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通济堰实施续建配套、节水改造，干渠输水损失由30%降到5%，渠系水利用系数从0.41提升到0.65。如今，通济堰建成干渠3条总长98.735公里，支渠65条总长363.43公里，年引水12亿立方米，灌溉新津、彭山、东坡、青神农田52万亩，灌区幅员888.6平方公里，惠及人口超百万。
智慧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推进，实现灌区“一体化”管理改革。通济堰培育了新津黄辣丁等地标产品，孕育了三苏文化、长寿文化品牌，为灌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“天府粮仓”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水文化传承 千年文脉的当代价值
通济堰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，更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。从文翁治水到章仇兼琼开堰，从张琳修复到句龙庭创制，从黄廷桂重建到罗国权续建，一代代治水人的智慧与担当凝结成独特的水文化基因。
每年堰长在新津修觉山下二王庙举行盛大的酬神演戏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这一传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。而“堰齐四划”“滩见石鱼”等传统管护智慧，至今仍在现代水利管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。
登山观堰。新津地志办供图
通济堰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，标志着这座千年古堰的治水智慧和文化价值获得国际认可。从古代的“堰工局”到新时代的“河长制”，从“冬闭春开”到智慧水利，通济堰的“长寿密码”正是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——既尊重自然、因势利导，又制度严密、责任到人；既守住传统精华，又拥抱现代技术。
这座跨越两千多年时空的伟大人造工程，将继续润泽天府大地，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。(吴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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